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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天富娱乐    发布于:2020-11-25   

  首页:万亚娱乐注册:首页---主管Q2210165---1924年,23岁的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。进入建筑系后,梁思成找到做建筑史研究的古米尔(Alfred H. Gumaer)教授,要求旁听原本是二年级才上的西方建筑史课。他告诉教授,建筑史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课。

  古米尔便问梁思成:“中国建筑的历史是怎样的情况?”梁思成当时无从回答。课余常常泡在西方建筑史经典中的他,也曾深深感慨,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,居然没有一本国人自己书写的中国建筑史。

  契机很快在1925年到来。那年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大书——北宋李诫编纂的《营造法式》。

  这本沉睡千年的奇书,与杭州颇有渊源——1919年,由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先生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《营造法式》,这正是晚清钱塘(今杭州)藏书家丁丙先生,于“八千卷楼”所藏的《营造法式》抄本,后人称之为“丁本”。朱先生将书借出后,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;此后又邀请诸同好以及古籍专家陶湘,多方搜集版本与相关古籍资料,整理校勘出版了更好的版本。

  梁思成收到的,即是这版“陶本”,他如获至宝。但亦如梁先生自己所说:“在一阵惊喜之后,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。”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,竟如天书一样,无法看懂。

  巨大的心理落差,让24岁的梁思成至此确立了一生的学术目标:破译《营造法式》,填补对中国建筑认知的空白;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
  1930年梁思成受到朱启钤先生的邀请,加入中国营造学社,并从1931年起担任法式部主任,从此开启了解码天书的漫长旅程。

  梁思成的方法,是将这部建筑学专著与实例结合进行研究。于是,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《营造法式》时代的木结构遗物,成为破译工作的关键。

  虽然,与同时期欧洲罗曼建筑和哥特建筑数以万计的遗存量不可同日而语,但较之中国唐代以前的建筑遗存,上百处宋、辽、金这三百多年间的建筑遗存要丰富得多。

  营造于辽清宁二年(1056年)的山西应县木塔,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古建筑 图源:《营造天书》王南新星出版社

  但是中国大地尚存的这些珍贵的宋辽金建筑,并不是营造学社率先发现的。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,都开始得更早。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于1930年终中国营造学社作学术报告时,更是傲慢地扬言,研究中国古建筑:“在中国方面,以调查文献为主,日本方面,以研究遗物为主,不知适当否?”

  加上宋、辽、金时代的木构遗存分布地域极广——北抵辽宁,南达广东,西至甘肃,东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,营造学社的成员需要抢时间。

  《营造法式》又反过来帮助了中国学者——由外国人都能研究的“皮相”,进入中国古建筑的“真髓”。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天书作为钥匙,中国营造学社走上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,后来者居上。

  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成立至1945年结束,15年里共计调查了190个县市。其中,1937年以前调查古建筑共2738处,详细测绘的有206组大小建筑群,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;1937年之后,由于颠沛流离,故准确数据不可考。其中,通过对大量宋辽遗构的考察、测绘与研究,学社同仁们逐步揭开了《营造法式》所蕴含的奥义。

  当然,翻译天书,并不是《营造法式》研究的结束,或者更应该说是个开始。以营造学社成员陈明达先生为代表的许多后继学者,将研究继续推向更深的层次。至今,法式研究依然不绝如缕。今年是营造学社成立的第90个年头,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陈明达先生的点注本《营造法式》。

  梁思成等建筑史家对《营造法式》和宋、辽、金建筑遗物的研究,有着和西方文艺复兴学者研究维特鲁威《建筑十书》、古罗马建筑遗迹同样重要的意义,都是推动人类文明之复兴。

  “知己知彼,温故知新,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史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,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。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。”

  本期文化读本里,我们也讲述了一个梁思成和六和塔的故事,一段旧事里藏着章法与审美的关联。